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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在旧日废弃的金矿上人们开始挖掘新的金矿—IT金矿。和老一代的开拓者一样,真正靠淘金发财的人并不多。但是在硅谷这一片年轻的土地上,只要肯干,在各行各业都会有成功的机会。亚洲制造的影响不仅仅在于限制利润率,而且还在于亚洲公司参与制定商业模式和游戏规则。如果没有佳能和爱普生等亚洲的竞争者,惠普或许还有可能采用吉列的商业模式一劳永逸地挣钱。现在,它不仅要和日本公司面对面的竞争,去挣打印机本身那点蝇头小利,而且一劳永逸挣墨盒钱的财路也被断了。为了抵消亚洲制造的冲击,欧美公司十分鼓励和支持代加工即OEM似的亚洲制造,这样可以降低它们的成本,但是会千方百计阻挠亚洲公司打自己的品牌,因为这样会对它们产生威胁。可以这样讲,美国公司很喜欢OEM大王郭台铭,不太喜欢松下幸之助和华为的任正非。和惠普、太阳、雅虎、谷歌等公司一样,思科是一个标准的斯坦福公司。斯坦福各个系都有自己联网的计算中心,网络之间通过一种叫路由器的设备连接。八十年代初,斯坦福两个不同系的计算中心主管里奥纳多-波萨克(LeonardBosack)和桑迪-勒纳(SandyLerner)好上了。上面是事实,下面则是广泛流传的谣言。两个人要在计算机上互相写情书,由于各自管理的网络不同,设备又是乱七八糟,什么厂家的、什么协议的都有,互不兼容,情书传递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两人干脆发明了一种能支持各种网络服务器、各种网络协议的路由器。于是思科赖以生存的“多协议路由器”便诞生了。葡京赌王正版但是,网景这个四倍于微软的市场占有率如此不可靠,以至于仅仅一年半以后,微软就超过了网景公司的市场份额。

葡京赌王正版郭士纳像个高明的医生,开始一直千疮百孔的IBM。他的第一招用他自己的话讲是将IBM溶解掉,通俗地讲,就是开源节流。他首先裁掉了一些冗余的部门和一些毫无前途的项目。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操作系统OS/2的项目。这样,人员相应减少了,费用自然降低了。但是,短时间内增加收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士纳的做法是卖掉一些资产。如果去过IBMAlmaden实验室的人都会发现,那座非常豪华的大楼非常不对称,似乎只盖了一半。事实上的确如此,IBM当时盖了一半没钱了,就留下了这座烂尾楼(见附图)。而且,郭士纳还想把盖好的这一半卖掉,只是这座楼盖得实在太贵,在九十年代初美国经济不景气时,没有公司买得起,它才得以留在IBM。郭士纳事后讲,这些裁撤部门和卖资产的决定,不仅是他在IBM,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但是,硅谷却从不迷信权威。任何人要想在这里获得成功,都得真刀真枪地拿出真本事干出个样子。在美国很多地方,尤其是传统产业中,普遍看中甚至过于看重个人的经历(Resume)而不是做事情的本领。比如一个毕业生要想到位于美国东部的IBM华生实验室或者以前的贝尔实验室搞研究,必须出身于有些名望的实验室,有导师和教授们的推荐。(在日本公司更是如此)大公司雇用一个主管或者资深职务的员工,首先要看简历上的经验和头衔。这种做法当然有合理的一面,但是即使再真实的简历,也不免有夸大其辞的部分,更何况简历上的经历只是一个人以前做过什么而不是今后能做什么。在硅谷谋职,简历固然重要,但是个人的本事(包括和人打交道的软本领)才是各个公司真正看中的。由于每个公司产品的压力很大,同行业公司之间的淘汰率很高,硅谷的公司需要的不是指手画脚的权威而是实实在在干事情的人。硅谷几十年经验证明,那些初出茅庐能干具体事情的年轻人,可能比一个经验丰富但是已经眼高手低的权威对公司更有用。很多人向我抱怨过谷歌在招人时忽视以前的工作经历。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和大部分的硅谷公司一样,谷歌更相信自己的通过面试得到的判断而不是简历和推荐信,所以,在招人的时侯,总喜欢考一考。不管面试者名气多大,水平多高,过不了考试也是白搭。我的一个在美国顶级的计算机系当教授的同学,先推荐了他的一个学生来谷歌应聘,结果录用了。后来他自己来,谷歌要考和他的学生考的类似的题目,他反而没有考过,虽然我们很为他感到可惜,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位教授很不服气,对我讲,我的学生远不如我你们却要了,我发表过那么多论文,拿到过那么多基金你们却不要,说明你们的眼光有问题。我承认他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不能为一个人坏了规矩。从谷歌和Ebay以及无数硅谷公司成功的经验看,这种不迷信权威,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做法总体上是对的。它确实有时候使得公司和一位称职的权威失之交臂,但是使得硅谷的公司能更多地吸收新鲜血液,充满了活力。虽然ASP和JSP的授权费本身对双方的直接收入并不重要,但对计算机服务器市场格局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在九十年代末,全世界计算机服务器市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这一方面是受美国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带动(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这两个国家贡献了全球GDP净增值的一半),另一方面,是靠全世界互联网的兴起。几乎每一个公司都必须有自己的网站,都必须购买运行网站的服务器,或者租用专业数据中心的服务器。不论是自己维护网站,还是租用数据中心,都会刺激服务器市场的极速发展。全世界网站对外的接口基本上非ASP即JSP,前者使用的操作系统就是微软的操作系统,使用的服务器是Dell和HP等微机厂商的服务器;后者对应的操作系统主要是Unix,使用的服务器则是太阳、SGI和IBM等工作站和服务器厂商的产品。2000年以前,整个服务器市场不仅发展快,而且似乎看不到饱和的迹象,甚至发生过IBM公司购买太阳公司服务器的荒唐事。由于两种服务器市场都能得到发展,太阳公司的业绩和ASP与JSP之争无关。但是2000年后,网络泡沫破碎,绝大多数不盈利的.com公司都关门了,存活下来的公司也急刹车似的停止了采购。服务器市场突然低迷,服务器市场成了一个零和的游戏。Windows的服务器多卖一些,太阳公司的硬件产品销路就不畅。这样,太阳公司在短短一年间便从巅峰跌到谷底。下图是太阳公司股票在2000年前后的走势。

1997年是个转折年。那年十月,微软发布了性能稳定的IE4.0。不知是为了重视硅谷的用户和人才,还是为了向网景示威,发布会在远离微软总部的硅谷重镇旧金山举行。当天夜里,微软的员工还跑到网景公司偷营劫寨,将一块大大的IE标识放到了网景公司总部楼前的草坪上。这种恶作剧一般是十几二十岁的工科大学生玩的把戏,比如MIT的学生曾经在哈佛和耶鲁的橄榄球赛场中爆出MIT的标志,康奈尔的学生曾经在万圣节把一个几十斤重的大南瓜插到了学校塔楼的尖顶上。一个大公司的员工玩这种恶作剧还很少,难怪网景公司的发言人也给逗乐了。在九十年代末,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高质量喷墨相机的市场迅速增长,但是由于有佳能和爱普生等日本公司加入竞争,喷墨打印机的利润被大大压缩了。一台高质量的彩色喷墨打印机本身的价格不过一百美元上下。因此,靠卖打印机显然挣不了几个钱。惠普最初将打印机墨盒的价钱定的很高,一套墨盒大约是打印机价钱的一半。这便是吉列通过刮胡子刀架挣刀片钱的做法。但是,惠普的墨盒和吉列的刀片有个很大的区别。刮胡子刀片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吉列的刀片比廉价低质量的确实好不少,而且刮胡子刀片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对它的马虎不得,用一个劣质刀片刮破脸可不是件好玩的事。因此,大众会首选吉列刀片。打印机墨盒则不同,惠普的墨盒本身就是由中国的OEM厂生产的,它和兼容的墨盒在使用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价钱上却差出了五到十倍,因此很多人不去买惠普所谓的原装墨盒而使用兼容的。后来惠普禁止兼容墨盒的出售,但是佳能和爱普生没有禁止,于是人们干脆连惠普的打印机也不买了。在喷墨打印机刚出来时,惠普是统治这个市场,而现在,虽然它还是这个领域最大的厂商,但是在世界的份额只剩下百分之四十几了。到九十年代前期,惠普的业务稳步发展、进入高峰,从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各种电子仪器和昂贵的医疗仪器如核磁共振,惠普都是质量和技术的卓越代表。六十年代,惠普进入小型计算机领域,八十年代进入激光打印机和喷墨打印机行业,它还是喷墨打印机的发明公司。九十年代,惠普进入微机市场。整整五十年,惠普的发展都一帆风顺。如果在九十年代初问一问硅谷最有名的公司是哪一家,十个人中有十个会回答惠普。当时,惠普是很多斯坦福学生首选的工作公司。顺带提一句,惠普是最早进入中国计算机市场的公司之一。葡京赌王正版这时,英特尔公司从外部得到了强援。由于IBMPC兼容机的逐步普及,技术上相对落后的英特尔反而占了更多的市场份额。虽然,摩托罗拉后来又推出了对应于英特尔80486的68030,但是,这时各个工作站公司都开始开发自己减指指令(RISC)的处理器,摩托罗拉只剩下苹果一个用户便很难和英特尔竞争了。几年后,摩托罗拉干脆自己也加入了RISC的行列做起PowerPC,十年后,随着苹果也开始使用英特尔的处理器,摩托罗拉彻底推出了微机处理器市场。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即IBM公司和蓝色有不解之缘。因为它的徽标是蓝色的,人们常常把这个计算机界的领导者称为蓝色巨人。一九九七年,IBM的超级计算机深蓝(DeepBlue)和有史以来最神奇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展开了六盘人机大战。半年前,IBM的计算机侥幸地赢了卡斯帕罗夫一盘,但是被卡斯帕罗夫连扳了三盘。仅仅半年后,IBM的深蓝计算机各方面性能都提高了一个数量级,"棋艺"也大大提高,而卡斯帕罗夫的棋艺不可能在半年里有明显提高。人机大战六盘,深蓝最终以3.5比2.5胜出,这是人类历史上计算机第一次在国际象棋六番棋中战胜人类的世界冠军。几百万棋迷通过互联网观看了比赛的实况,十几亿人收看了它的电视新闻。IBM在全世界掀起了一阵蓝色旋风。2002年三月的一天,一个豪华的车队浩浩荡荡地来到当时世界第二大微机制造商康柏(Compaq)公司的总部。凯莉.菲奥莉娜—当年惠普(Hewlett-Packard)公司高调的女CEO,像女皇一样,在一群大大小小官员的众星捧月下,走进康柏公司的总部,接受她在一片反对声中购来的康柏公司。这一天是菲奥莉娜一生中荣耀到了极点的一天。据康柏的员工回忆,菲奥莉娜当时态度高傲、不可一世,完全是以一个胜利者受降的姿态。在科技工业史上乃至整个工业史上,能超过微软发展速度并盖过它的风头的公司屈指可数。能否超越微软,哪怕暂时地超越微软也就成为了伟大公司的试金石。网景公司是少数曾经盖过微软风头的公司之一。信息科技公司通常用很短的时间就达到了传统公司半个世纪才能达到的市场规模。英特尔和微软从上市起用了十年的时间确立了它们在微机领域的霸主地位,并达到百亿产值,而思科上市后只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就主导了网络硬件的市场,并达到百亿产值。Google更是在上市的第二年就超过了雅虎一跃成互联网的老大,第三个年头就进入了百亿俱乐部。

即使是在工程领域,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常常是非常尖端而且可能的应用面非常窄,有时发表的论文都没有几个人真正愿意读,更不用说有商业意义了。贾里尼克教授讽刺这种现象是“除了论文的评审者,没有人会去读这些论文”。美国对政府研究经费管理很严,严格禁止拿一个项目的经费去资助自己其它研究项目,即使经费有结余,教授们也不可能用它来研究有实际应用意义的课题。于是,拿了足够多政府经费的教授通常也就不去研究应用课题了,更不要说自己去开办公司了。久而久之,在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学里就营造了一种清高的风气,大家比谁获得的政府经费多,谁的研究论文出的多,谁的研究成果理论水平高。教授们的做事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学生。这些学校的博士生们在学校时做实验、写论文,毕业以后接着当教授或者去大公司的实验室做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有美国最好的电机工程系和计算机系,但是麻省当教授的博士毕业生比例比斯坦福高得多。从做学问的角度讲这完全是对的,但是这种研究对创业帮助不大。二战后的信息技术,大多起源于美国,而硅谷更是世界创新的中心。尽管2000年硅谷收到互联网泡沫崩溃打击最大,但是,它依然是信息技术和(以Genentech为代表的)生物技术创新的中心,但是,和二战以前不同,每一项起源于欧美的新技术,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日本人、后来还有韩国人和中国人掌握。于是,一种技术出来后,欧美公司在没有亚洲竞争对手时,可以打一个时间差,挣一个高额利润。以前,这个时间差有几十年,现在已经缩短到几年甚至更短。比如,五十年前日本的日立和松下等公司造出可以媲美惠普的示波器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而到了八九十年代,佳能仿制出惠普的喷墨打印机几乎没有花任何时间。这样一来,惠普等公司就不得不和亚洲公司面对面的竞争了。赫德做的第二件事是从Dell手中夺回PC机的市场占有率。赫德采取了和Dell直销模式相反的代销方法。以前,Dell靠直销大大降低了流通渠道的成本,使Dell成为美国最廉价的品牌机。Dell的直销方式至今被认为是它成功的经验。惠普并购康柏后,很长时间里试图抄Dell的模式,但是做得不成功,反而有点邯郸学步的味道。赫德知道别人成功的经验对自己未必合适,因此选择了适合自己的代销模式。以前,计算机类的上面的情况是一个简化得不能再简化的投资过程,任何一个成功的投资都会比它复杂得多。比如,通常天使投资人可能是几家而不是一家,很多人都会要求坐到董事会里去,这样在真正风险投资公司投资时,董事会已经变得很庞大。在这种情况下,风投公司通常会以当时合理的股价(FairMarketValue)从天使投资人手中买回股权,并把他们统统从董事会中请出去。否则每次开董事会坐着一屋子大大小小的股东,大家七嘴八舌,还怎么讨论问题。大部分天使投资人也愿意兑现他们的投资收益,以降低自己的投资风险。

1976年,乔布斯二十岁时,和斯蒂芬·沃兹尼克(SteveWozniak)以及韦恩(Wayne)三人在车库里办起了苹果公司,研制个人微机。后来韦恩退出,只剩下乔布斯和沃兹两人。当时一台计算机少说要上万美元,即使价钱降几倍也不可能进入老百姓家。在每一次技术革命中,新技术必须比老的有数量级的进步才能站住脚。乔布斯很清楚这一点,他必须让计算机价钱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才会有人要。为了降低成本,Apple-I除了有一个带键盘的主机之外,什么外设都没有。但是,它有一个可以接家用电视的视频口,和一个接盒式录音机的接口,保证数据和程序可以存在一般的录音带上。而电视机和录音机在美国几乎家家都有。同年,两人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的个人电脑Apple-I。老百姓花上几百美元就可以买到。十年后,中国的电子工业部主持清华大学等几家单位攻关,研制出了被称为中华学习机的Apple的兼容机,当时售价也只有400人民币,而当时一台IBMPC要两万人民币,所以中华学习机不到两年就卖掉了十万台,超过其它微机同期在中国销售的总和。很遗憾,中国的这家公司,也是我工作的公司,非常不会经营,作风上很像个政府机关而不是商业公司,从来就没有发展起来。当然这是题外话了。一个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可能随着市场的变化不断改变,但是公司的基因却很难改变。也许会有读者认为苹果从PC机,到iPod,再到iPhone已经成功地转型了,苹果的基因变了。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苹果公司变化了很多。但是它内在的地方一点也没有变。虽然从PC到iPod再到iPhone完全是不同的市场,但是苹果的商业模式一点都没有改变。作为一个富于创新的消费电子公司,和其它同类公司一样,硬件、软件必须作为整体一起出售,不能拆开卖,软件的价值必须通过硬件的销售而实现。所以虽然苹果十几年前吃过自我封闭的亏,十几年后当苹果推出iPod时,它还是相对封闭的产品,它必须用苹果自己的一套iTune软件才能从PC上将音乐和视频装到iPod中。到今天,苹果又推出了全世界最酷的手机iPhone,仍然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有读者问我,既然iPhone操作系统的核心也是开源Unix的,为什么它不搞一个开放系统的手机联盟?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不是苹果的商业模式。苹果的基因决定它必须通过硬件挣软件的钱。创新是苹果最关键的基因,否则它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至于在什么地方创新,苹果并不关心。只要在PC机上还有创新的余地,它就不会放弃这个市场。它从两年前推出的iMac桌面一体机,到今年推出的MacBookAir超薄笔记本,无一不是让人耳目一新产品。因此,苹果还是苹果,它不因为做了iPod就变成了Sony,做了手机就变成了诺基亚。葡京赌王正版两年后,该公司的样品研制成功,并获得东芝公司的订单,同时请到了前博通公司的COO比尔出任CEO。比尔进入了董事会,并以每股三美元的价钱获得100万股的期权。当然新来的员工也用去一些未分配的股票。这时该公司的股价其实比红杉风投投资时,已经涨了两倍。比尔到任后,公司进一步发展,但是仍然没有盈利。于是,董事会决定再一次融资,由红杉风投领头协同另两家风投投资一千五百万。公司在投资时作价一亿五百万,即每股五美元。现在,该公司股权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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